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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，马天水被调到上海，担任市委副书记的职位，他主要负责的是工业方面。那时候，上海可是咱们国家的工业大头，中央让他来管这事儿，足以说明对他的看重和信赖。
马天水这人，责任心超强，他压根儿就不爱那些交际场合，日子过得朴素得很，烟酒这些东西，他碰都不碰。他最热衷的事儿，就是往基层跑。
上海有上万间工厂，马天水自己跑去看了大半，他每到一处，都会和那里的管理层、工人们聊聊天，交流交流。
他不仅熟悉工厂的实际状况，还经常能给厂里碰到的问题想出实用的解决办法。像这样既有本事又接地气的市委领导，在群众心里的威信当然特别高。
他这些年费心费力，把身子骨都给熬坏了，还没到50岁呢，头发就掉光了，背也驼了，瞅着跟70多岁的老头没啥两样。
毛主席对此心里头很是感动，尽管马老年纪比他大，但他还是尊敬地称呼马老为“老马”，这完全是因为马老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，大家打心底里敬佩他。
真没想到，马天水后来偏偏要走一条歪路，还一股脑儿地往前冲，谁说也不听。那时候，邓公本是好意，想要帮他一把，可他却反过来拿这事儿指责邓公。这变化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
马天水1912年在河北唐县出生，他从小学习就好，县立师范一毕业就去小学当了老师。到了1931年，马天水加入了党，之后他一边教书，一边偷偷传播革命的想法，还多次帮地下党躲过危险。
1938年的时候，上头看他挺有本事，就安排他到延安的抗大去进修。在那里，他学到了不少革命的理论知识。学完之后，他就又回到了华北，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。
从1942年开头到1949年5月份，马天水一直在华北地区工作，积累了好多地方上的实践经验。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他就转身投入到了工业领域，先后做过华东局管工业的部长、皖南区委的一把手这些职位。
由于他工作表现十分突出，上头就安排他到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去担任要职。
马天水搞工业确实有一套，“四人帮”里的张春桥起初对他不太感冒，还故意挑刺，问了好些不同行业、不同产品的经营数据。可马天水呢，人家不慌不忙，一一给答了上来。
会议结束后，张春桥吩咐手下人去核实情况，结果所有细节都对上了。这让他对马天水有了新的认识，心里不由得打起了算盘，琢磨着得想办法把这个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。
1956年那会儿，咱们国家开始对工商业动手搞社会主义改造，碰到了一堆得赶紧搞定的事儿。有的领导就琢磨着，干脆把资本家都给整没了算了。可立马就有人问了，资本家没了，工业生产还怎么顺畅搞下去呢？结果那些领导支支吾吾的，也答不上来。
马天水看问题挺实在，他觉得咱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老板们，就是少数人厉害，多数人普通，还有少数人不行。厉害的那部分占两成，普通的大约占六成，不行的也是两成。因此呢，得扶持那些厉害的，带着普通的往前走，还得想办法让落后的跟上。这话一说出来，中央的毛主席、刘少奇等领导都觉得特别在理。
马天水原本有着闪亮夺目的经历，但一碰到大革命的风浪，他的人生轨迹就转弯了。
说起来挺有意思的，马天水一开始对大规模运动挺不感冒的。不论是“四人帮”套近乎，还是林总想要拉他入伙，他都一概不买账。到了1966年11月，那时候王洪文正忙着弄“工总司”，他找上门来，让马天水签个字，认可“工总司”。马天水呢，也没含糊，直接给拒了。
马天水死活就是不肯签字，到最后被逼得急了，他还冲着王洪文发火：“这个字我就是不签！我压根儿就不清楚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，究竟想成立个啥组织？工厂企业在运动中成立行业群众组织，那可是中央的意思。你们倒好，非得逆着中央的意思来，搞个跨行业的群众组织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王洪文被这一通训斥给震得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11月底，马天水到北京参加全国的工业交通大会。在会上，他直截了当地讲了对大规模运动的不乐意，觉得这样会影响工业生产进度。没想到，这话一出，就被负责会议主持的林总给训了一顿。更糟糕的是，会议结束后，他还被底下的人给围攻了。这事儿让他心里头害怕了起来。
这时候，张春桥找上了马天水。马天水就像是快淹死的人，看到根浮木都想拼一把，所以这次他没再回绝，决定跟“四人帮”穿一条裤子。
“一月风波”过后，“四人帮”在上海势力大涨，马天水跳出来，帮着对付上海市委的头儿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。他这么卖命，张春桥看他顺眼，毕竟张春桥自己在上海已经掌控大局了，于是就派他去管工业和经济那块儿。
这段时间，马天水还是会跑到工厂去转转看看。不过跟之前大搞运动那会儿比起来，他有点变了。每到一家工厂，他头一个关心的不是生产上的那些数字，而是先打听打听厂里的“革命”动静，明显心思不在生产上了。
他对张春桥那是铁了心地支持，1967年年底和1968年4月，两次有人想“动”张春桥的时候，他到处开会替张春桥辩解，还写了好些材料来挺张春桥。马天水在老百姓里威信挺高，他说的话挺管用，这样一来，张春桥也更加信赖他了。
1969年开的那次九大会议，因为“四人帮”的暗中操作，马天水被提拔成了中央候补委员，并且还被拉去参加了九届一中全会。
马天水本来连人大代表的边都沾不上，结果一下子成了中央候补委员，这让他兴奋不已。一到北京，他立马熬夜给张春桥写了封长信，满满的都是感激之情。
1973年十大会议时，马天水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，而且他极力支持王洪文。那时候，不少代表和老干部对王洪文有意见，不同意他当中央副主席，还拿出王洪文在上海时候的一些事情来说明他们的看法。但马天水对这些反对声音都进行了反驳。
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后，马天水就接手了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。他一直在上海摸爬滚打，比起那些外来的干部，自然是更有威信。因此，王洪文能顺利上位，马天水可是帮了大忙的。
看到马天水跟“四人帮”关系越来越紧密，党内不少老前辈都希望他能迷途知返。1975年，邓公重返工作岗位后，便开始大力整顿。为了防止马天水误入歧途，邓公特意在6月份跑去上海看了看，还跟马天水好好聊了聊，深入交谈了一番。
邓老希望马天水别跟“四人帮”走得太近，因为他们早晚得垮台。等以后到了北京，他可以去找李先念、余秋里他们聊聊，或者直接找我谈谈也行。马天水听了，一开始没明确说啥，就是支支吾吾地应付过去了。
后来，邓公再次强调，上海那边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做法是不对的，这样持续批判下去，肯定会对生产造成破坏。这不仅仅是观念上的问题，更是马天水主要负责的领域出了问题。所以，马天水这边，必须得给个明确的解释。
马天水琢磨了好久，最终还是站队到了“四人帮”那边，他答复邓公说：“我不能赞同你的看法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，就像我们上海钢铁五厂，就是通过批判唯生产力论，才把生产搞上去的。”两人话不投机，邓公见状也就没有再多言语。
没想到，马天水居然把那次聊天的内容整理好，往上报了。到了1976年2月那个“批邓”的会上，马天水就拿那份东西当证据，说邓公在搞些“不正当的组织活动”，还说他是“想分裂党，拆台子的小人”。邓公本来是好心，没想到却被这样冤枉了。
会议结束后，张春桥对马天水的“出色发挥”印象深刻，私下里向他透露，日后有意提拔他到中央，担任副总理一职。
但是好梦不长，“四人帮”很快就被打倒了。10月7号那天，马天水收到通知，让他去北京参会。那时候，“四人帮”被抓的事儿还没对外说，马天水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开会要干啥。等他在会上听到这事儿，立马吓得满头大汗，好一会儿都愣在那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华同志瞧他脸色不对，心里犯嘀咕，上海那边别是出啥岔子了，于是特地吩咐苏振华去找他聊聊。马天水还挺给面子，把上海那边的状况一五一十地说了，也表示会照着中央的指示来。
上海局势平稳下来后，马天水就遭到了隔离调查。由于前后反差巨大，他的精神状态变得非常糟糕，时常乱说一通。但在被看管的时候，他还向组织提出想要“见张春桥一面”的要求。
1982年时候，“四人帮”那帮人的案子开审，马天水那时候已经精神失常了。因此，上海的法院觉得没必要再起诉他，就让他弟弟马登坡带他回老家养病去了。
马天水回老家后老毛病不断犯，整天到处晃悠。他弟弟马登坡家里本就穷得叮当响，根本顾不过来这个哥哥。没办法，最后还是组织上派人把他哥哥接回城里看病。但那时候病情已经拖得太重了，所以治疗也没啥大效果。
1988年的时候，马天水因为生病去世了，享年77岁。说实话，他原本是个挺不错的干部，可惜啊，就是一时糊涂，后来越走越偏，被权力给迷住了心窍。这事情说起来，还真是让人挺感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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